低辐射玻璃的性能

作者简介：郑毅，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三是城市称谓，在进入正式宪法文本之前，北平→北京的转换已经完成。[39]杨学科，见前注[5]，第130页。

[40]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将台湾明确归类为省。其序言第三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首都北京，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说明作为首都的北京特指1954年9月20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北京。可见，协调都-城关系首先在于明确界定北京纯粹的城市功能和同首都功能竞合的城市功能各自的规范畛域，而区分的关键则是两大功能的结合地带，主要有空间界分与功能界分两种进路。尤俊意：谈谈宪法中国家标志的规定, 《法学》1983年第1期，第6页。[13]五四宪法将国都改称首都，于两处明确：一是序言第三段首都北京的表述，二是第1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后者显然与现行宪法已别无二致。

二是首都属性定位略优，如基于城市属性，1953年和1973年规划均定位文化中心，而基于首都属性，则出现了政治+经济双中心定位。[1]第二，直接针对国家标志条款的研究，包括两类：一是法解释学成果，[2]二是具体制度研究，后者又从不同层面展开，既包括对国家标志条款的整体探讨，[3]也包括对具体国家标志类型的分别剖析，[4]还包括极个别针对首都条款的专题研究。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

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国家认同问题主要是政治认同和制度认同问题o。为了克服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这一命题应运而生，并得到中央的确认，也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1820年葡萄牙发生立宪主义革命，1822年首部宪法诞生。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通过释法或作出决定在特别行政区行使权力，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依据《宪法》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进行解释和理解，从而作出正确的解释或决定。

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基本法》明确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央在特别行政区行使管治权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与规范，但代表中央在特别行政区具体行使权力的机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它们同时也是依据《宪法》设立和运行的国家机关，须依据《宪法》行使职权和发挥功能。

第二，《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的有关规定为国家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和通过《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制度预设了根本法上的依据。而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依据《基本法》的规定，还必须从作为国家根本法和《基本法》制定依据的《宪法》层面上，进行充分的、全面的考量当专业人士发现应当发布的传染病信息未予及时发布，或者已经发布的传染病信息有明显错误的，都可以将其掌握的、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传染病信息予以披露，让极有可能或正在受传染病到威胁的公众知晓。[42]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但唯一的保障就是透明。

三、专家监督和人民监督 决策责任原则、就地效能原则以及集中权威原则的有机结合和落地实现，并非像在纸面上探讨那么容易。See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d.), Crisis and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2014, p.12. [35]参见徐青松、段炼：《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现代预防医学》2009年第11期，第2061页。如果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机制失灵，受政府委派的专家监督也失去应有之功效，更大范围内的其他专业人士，就可以发挥其监督的作用。[9]《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卫生部门可以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授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但是，在法律上规定地方政府承担不确定信息发布之责任，才能防止其为自己不发布或迟延发布预警寻找所谓科学上的借口，也同时不至于出现信息发布混乱的情况。各地卫生部门的实际做法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进行发布。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一个复杂的、条块结合的科层官僚体系中，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法律设置应当体现四项原则。[38]在法律上必须建立保护吹哨人（whistleblower）的制度。

[29]参见前引[27]，向妮娟、余宏杰、冯子健文，第404页。地方不予配合，也应担负相应的法律后果。发布的决策和执行可以是一体化的，即由同一机构完成，也可以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就本文所关注的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而言，应当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分级：（1）突发传染病的性质、种类、按什么种类管理等信息的发布权限，在国务院、国务院卫生部门和省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22]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19条。[6]风险权衡没有传染病专家不行，但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应予考量的因素，显然已经超出传染病专业判断的范畴。

需要统筹考虑很多因素。对此，至少有两种回应。

所以，为克服由此可能带来的局限，人民监督、舆论监督就成为必要的弥补和支持力量。[36]参见前引[4]，俞琴、黎诗韵文。

而《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的通知》（2006年公布）是在没有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情况下，作出了一揽子授权。即便是专业人士以外的普通人，也同样可以凭其理智和常识对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政府需要采取医学观察、隔离、疫区封锁、停工、停业、停课、调用应急物资等防控措施，而这些措施附带相当昂贵的权利限制和经济成本。当然，在成千上万对传染病有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的专家中选择谁来承担这个角色，并非易事。有的医生对不明原因肺炎的定义不清楚，不了解报告程序，甚至不知道需要报告。[26]该报告指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

[16]参见洪梅：《新形势下公共卫生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中国卫生人才》2015年第2期，第79-80页。[31] 其实，网络直报系统对于集中权威原则的实现，应对就地效能原则潜在的风险，有着重大的裨益。

首先，《传染病防治法》区分了传染病预警和疫情信息发布，结合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解释，前者是在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后者是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19] （二）就地效能与集中权威结合的具体要求 若这些风险转为现实，那么，就近发布突发传染病信息的法律设置，不仅不会带来效能，还极有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失，甚至是巨大失误。

现行法律体系中，信息发布的决策和发布的执行不分、决策者责任不明，分类分级发布的法律授权存在矛盾冲突，信息直报受系统设计与地方干预的制约，不确定信息发布的要求未予明确规定，专家监督的权力与职责没有建立，人民监督的空间也未顺应时代和传染病防控特定需要而得到应有的保障。《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因此，相应的法律设置应当精细考虑决策责任原则、就地效能原则、集中权威原则以及监督矫正原则，若能在制度设计上将这些原则巧妙地结合起来，必将有利于我们未来更好地预防和阻止像新冠病毒疫情那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相反，人民监督有其自身的优势，是需要存在和可以存在的。不过，法律对于决策和执行的衔接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新系统采用直报的方式，它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立了计算机工作站，并于2004年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网络直报，极大地提高了法定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敏感性和准确性，消除了逐级上报的中间环节。

尤其是不特定多数公众了解和掌握的局部信息，在公共空间尚未发布此类信息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质疑和监督政府信息发布的理据。由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调整对象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该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予以预警，因此，涉及到突发传染病事件时，也可以解释为应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关于预警权限的规定。

[32]参见胡培、赵世文、郑克勤、许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理论概念及应用》，《职业与健康》2004年第8期，第5页。但是，直报系统的实际运用没有如此简单。

[2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较之原系统最大的改进是：纳入了疫情报告和检测的源头——医疗卫生机构，并实现了网络直报。[24]在2004年，已经实现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网络直报。